大家都知道最近战略型新兴产业面临着很多问题。包括国家对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政策方面，这些政策和我们现阶段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存在一些偏差，这样下去，迟早会出问题，我们将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现在看看我们周围，很多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但是倒回到90年代，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房子和车子。房子都是单位里分的，而车子就更不敢想了。虽然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总是觉得少了些什么。很多的欢乐，很多的愉悦正在失去。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这个社会，也认识我们自己呢？包括我们的目标和战略？

柯达，胶片时代的领袖企业，也是最早开发自己数码相机技术的企业，做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数码相机，但是它最后却申请破产了，因为它竞争不过数码相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现象其实是有规律的。我们国家制定的有关新兴产业的宏观政策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现状的大局出发，但是这些宏观政策对各个地方的微观现状却并不一定都适用。中国的经济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而内陆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适用于前者的政策很难也适用于后者。还有，企业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对于一个政策，成功了一次并不代表永远都是对的；对一个企业成功的做法并不一定对别的企业也能够获得成功。这一切都告诉我们，隐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是很重要的。柯达的高速发展到最后却以申请破产结束，这背后的规律是什么呢？数码创新是柯达自己提出来的，它是被自己打败的。柯达的这一创新涉及到的是柯达内部整个系统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技术转变，胶片技术到数码技术的转变，柯达的胶片技术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数码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并不成熟。第二是管理转变，顺应胶片的管理并不适用于数码。它们的管理模式有很大的区别。第三是思想理念的转变，这是更高层次的转变，基于胶片的思想理念和基于数码的思想理念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样的。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那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潜力，看到了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巨大转型期，计划经济的那套政策体系已经不能促进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了。如果违背这个规律，用计划经济的思想来做市场经济，将会是个方向性的错误。现在我国的政府其实在犯着这方面的错误。在我国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政府却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资源。这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这只会导致社会内部矛盾越来越加剧，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

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经济时代呢？省里面就这个问题做过很多课题。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是工业经济的后期。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和网络技术又处在什么时期呢？我们很多的传统产业确实是处在成熟期，但是我们很多的新兴产业还处在起步和更替阶段。处于不同时期的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同的。在某一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主要是要处理和解决一些标准性的问题，到中期是速度，而高级阶段是质量等问题。慢慢地人们不仅追求一物的使用价值，还有它的价值，追求生活的品质。

下面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从我们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总体上来看，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很多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转型升级？我们政府鼓励企业要加大研发，把企业研发和纳税挂钩。企业加大研发就一定好吗？商业模式的创新中的战略问题？我们要用新的视野看问题，打破原有的边界看问题。现在除了实体世界，还有一个强大的虚拟世界。网络的作用不可轻视。虚拟的网络平台可以协调和整合更大范围内的实体经济。新的企业和商业模式是否能够成功，就在于它能否突破自己的边界，和外部的资源相对接，从而形成自身的优势。

首先，为什么要转型升级？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的制造业都在进行迁徙。像是耐克，阿迪达斯，正在把制造业从江浙、福建一带往越南转移。2010年财年，越南生产了37%的耐克运动鞋，份额跃居第一，结束了中国连续十年的老大位置。中国以34%位列第二。劳动力成本是它们迁徙的主要原因。这个转移过程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增长很快，每年基本上维持在20%左右，GDP的增长每年月7%~8% , 浙江稍快，约9%。劳动力成本上升如此之快，这对我们的传统产业打击很大。这意味着，我们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成本低一直是我们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现在这个基础正在非常迅速的消失。这种消失有竞争的原因，也有政府政策的原因。之前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于市场平均价值，当我们发现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只手去推动和改变它，导致其现在又过高过快的增长。这两者都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的企业还没有做好从从低劳动力成本中获得竞争优势到从技术和创新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准备的时候，这种变迁就已经发生了。这将对我们中国的经济造成很致命的打击。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南美的现象和东南亚的危机。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的产生归咎于国家当时的金融政策。但是金融政策背后的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没有准备好转型，政策上就已经转变。中国的迅速崛起，抢了很多南美国家的饭碗。而当时它们也没有做好这种转型升级的准备，所以整个经济出现了危机状态。现在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中国，同样的危机也出现在了中国。耐克搬走了，很多配套的企业也将搬走或是倒闭，很多人失业了，还有更多的人即将失业，这些损失由谁来负责？企业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要向政府纳税，提供就业机会才是它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升导致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这对我国经济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应该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来降低和消弱这一冲击是政府部门今后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政府过高地估计了我国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经济竞争力，低估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中国的制造企业利润如果来自低廉的人工成本，它们的生产地肯定会从沿海到内陆再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转移。按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来看，我们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的企业必然会发生迁徙。但如果它们的利润来自精益的设计，人工成本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那么这种转移趋势就会被打破。美国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即使是经济危机也并没有对美国产生多严重的冲击？因为美国的公司，如微软、IBM、谷歌等，它们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需要正确的战略来引导。调查显示，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以美元计已经与中国基本持平，而达到这一水平所用的劳动力仅为中国的10%。这种竞争力的差距还是很庞大的。因此，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以缩小这种差距，例如通过教育。嘉兴在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却一直没有几所配套的高等院校。高等院校都集中在中心大城市杭州。各地的学生都过来这边的学校读书，毕业了以后都想留在这边就业，但是这边又提供不了这么多的岗位。教育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已经脱节，这是不正常的。我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严重缺乏。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11年6月24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呈交了题为《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的专题报告。根据该项议案和建议，奥巴马总统提出并启动了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这个计划给我们的启示是，企业的发展不是封闭的，而是需要整合全社会的资源。我们说引进外资，但是引进外资的时候也要思考我们扮演的一个怎样的角色，处在怎样的地位，外面的企业是如何定位我们的，外方对我们的定位和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出入。

我们现在处于转型升级期。但是很多地方和企业对于转型升级这个概念感觉到很迷茫。那么我们说的转型升级到低是什么呢？首先，人类的沟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我们转型升级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沟通方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资源整合和流通方式的变化。信息化正是这一变化的平台。通过信息化整合全世界的实体经济和创造力。我们都说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什么是现代服务业呢？现代服务业就是基于网络平台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通过网络平台来整合资源，打破传统边界，从而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第二，产业组织的变化。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产业组织的变化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产业组织变化中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非传统契约的上升。传统契约的代表是买卖合同，股权合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非传统契约出现了。例如企业之间为进行合作签订的外包合同就是一种非传统契约。如何管理新的非传统契约，从而带来积极的机制和发展环境是很重要的。

浙江省下一轮的发展优势在哪里？简单地去学江苏省的做法是肯定行不通的。浙江没有像江苏那么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针对新的产业组织，我们浙江有没有好的政策来推动它，从而使得我们的经济处在领先的地位？转型升级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上、中、下游。浙江省一直在研究如何建立大产业。大产业不是封闭的。大产业的上游设计、中游制造业和下游服务业都是全球性的网络。前段时间我们都在说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后来又说要扶持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做好虚和实的结合。中国现在存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是金融政策和实体经济的脱节。金融的利润不来自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整合与扩张又很少得到金融体系的帮助和支持。如何做好实体经济的重资产和虚拟经济的轻资产的结合也是一个问题。经济的发展已经从过去的价值链越来越变成价值网络。如何让我们的区域经济有更高的资源积聚能力是今后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创新推动发展。创新不仅包括技术的创新，还包括产业组织的创新。举个例子，杭州萧山的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其实以前，萧山的很多企业尤其是纺织业是弱于绍兴的，但是现在萧山的纺织业比绍兴已经要做的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呢？萧山的纺织业从过去的只做面料发展到现在也做原料，还有上游的化学原料。由此竞争力不断地到加强。相比之下，绍兴的产业链较短，主要集中在面料的加工这一块。它没有往下延伸的服装品牌，也没有往上延伸的原材料。所以产业链的纵向发展是很重要的。产业链的横向发展主要是要树立自己的品牌。浙江省的品牌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型的、国际化的、很有影响力的品牌并不多。嘉兴处于长三角核心区域，地理位置是很好的。如何充分利用这种地理优势来做好产业定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市场经济里的概念。创新不仅仅是指某一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技术的创新，更是要求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在市场经济下取得成功。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自己所接触和分管的企业现在所处的阶段。不是所有阶段都要一味搞创新。企业要先定型，再上规模。价格战该打的时候还是要打的。市场是不讲情面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发展和制胜的法宝，有的是劳动力，有的是资本，有的是技术，有的是管理，有的是关系等等。无论是什么，企业都要思考自身的竞争优势是否具有持续性。

浙江省现在大力呼吁浙商回归，但是如果回归到之前的劳动力密集的、高污染的产业经济，那这种回归有什么意义呢？浙商靠什么回归，以怎样的方式回归，它的法宝是什么？浙江省的企业比较成功的因素大致有下面一些。在起步阶段，主要是浙江人很勤奋，有经商的传统。然后是企业制度。原本浙江在现代企业制度方面是跑在前面的，特别是在股权结构方面。但是现在看来，江苏的股份制企业比浙江发展得要好。另外还有，要明确战略。湖州的政府部门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它们鼓励企业做战略规划。企业做战略规划，政府就给予一定的补贴。企业不能只靠企业家个人，还必须要有战略的引导。很多时候，战略的制定过程都有第三方的介入。第三方作为旁观者，能够更好地看清企业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战略是一种全科的体现，是一种整合。企业忌讳多变的政策。政策变化没有关系，在保持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政策需要不断地完善。企业的行为相对于政策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企业响应政策做出行为再到效果显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现在中国很多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管制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政府部门管的事情越来越多，手续也越来越繁杂。政府部门手忙脚乱，很多工作都很紧张。所以浙江省下一轮发展，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要做减法。只有清晰、简洁的职责才能让人坚定地执行下去。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区别是，经济学讲究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观，而管理学讲究的是自下而上，从微观入手，要看到最基层的单元和细胞。企业不仅要创造利润，也要懂得修道，要有一条套路。当然，政府部门要做的是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才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修好道。以前浙江省的企业被外界所称赞的地方是“出了问题不找市长，找市场”，现在还能做到吗？企业要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不能与政府过紧的捆绑，而要相信市场，拥抱市场。和政府正常的联系合作是有必要的，但不能走极端。企业要想走得高、走得远，必须要有一个愿景，做好长远定位。比较成熟的企业和产业和有创新、有潜力的企业和产业，政府应该给予哪一方更多的政策扶持呢？这是政府需要仔细权衡和掂量的问题。现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企业，例如苏宁。苏宁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以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连锁经营。连锁经营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渠道全面战胜厂商的市场新局面。消费者去买各种家电，再也不是奔着某一个品牌而去，而是奔着苏宁去。在苏宁，消费者可以选择到更合适自己的价位的商品。

现在我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还不能完全对接上，导致很多企业向外流失。政府部门在金融体系建设方面要多多加强，尽力为企业塑造优良的成长环境。我们经常说中国优势，但是中国优势必须走出去才能真正体现和发挥出来。我们必须要把中国优势放到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优势才能够突显出来。中国优势有很多，最初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现在，中国有着越来越完善的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等。另外，中国人民善于学习，这也是中国优势之一。通过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再与国内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相对接，让成功更近一步。企业要成功，就要有战略，有规划。并不是说研发就能制胜，研发必然造就成功。企业要研发之前，一定要分析自身是否处于可以研发的阶段，是否有研发的空间和条件。一般来说，一个企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需求拉动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要抢占市场需求，采取抢先占领战略。然后是资本驱动阶段。这一阶段产品在市场上可能是供大于求，企业要采取降价战略和质量升级战略。再是创新推动阶段。企业在这一阶段可以采取纵向创新战略——沿产业链纵向组建集团、横向创新战略——品牌塑造和国际化战略——市场、渠道、国际认证。

    非传统契约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强调合作伙伴关系。苹果能如此成功离不开它一系列的合作伙伴。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能够整合利用全社会的资源为自身服务。合作伙伴包括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也包括顾客。企业通过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和其它单位以及个人共同创造价值。苹果能够取得这么打的成功少不了对各方智慧的整合，而它提供了这个大的平台。产业集群是浙江经济很大的一个特色。产业集群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法宝。我们一直在呼吁要服务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这种做法和产业集群有没有很好的对接呢？像吉利、万象等都是浙江重点建设的大企业，是浙江的龙头企业。服务和大力建设龙头产业和产业集群并不冲突。我们需要龙头企业去带动整个和塑造整个产业环境，这是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近来，一些企业找到了比外包成本更为低廉的替代方式——群包。群包的意思是指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借助企业之外的非专业人士等人群，利用业余时间来帮助企业进行生产、解决问题，乃至从事研究开发等工作。那些成功的问题解决者在他们攻克的技术难题领域内大多没有专门的教育背景和从业经验，也许业余爱好者们不拘于常规的思路反而更有利于突破一些思维上的桎梏和陷阱。群包创新有第三方的介入。政府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多多鼓励这种群包创新，这样可以减少企业的压力，吸收新鲜的思想和血液，同时提高创新的效率，加强创新的成果。现今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而第三方恰好能够解决这种问题。在加拿大，一个新公司的注册手续当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在中国，要过五关斩六将，满足诸多条件，办理各种手续，等待漫长时间，才能注册到一个公司。这不利于很多第三方服务性公司的运行和成长。因为很多服务性的公司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那么多的股东，那么多的员工，那么大的场地，那么完善的设施等等。这也是政府部门需要思量和处理的一个问题。

      浙江在国内是专利数增长最快的省份。但是浙江省内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企业并不多。一项成功的技术必须要能经得起市场的检验。中国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就是是庞大的市场。市场大了，企业可以发展自己的上游和下游，从而拉长产业链。较长的产业链可以分散企业的投资和经营风险。浙江是跑在市场经济的前面的，下一步怎么做？政府要加快建立信息化平台的步伐，做好思路上的转变。现在是信息社会，是网路社会。需要网络来整合全社会的资源。政府要下决心把市场经济做深做透，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方向。

    中国现在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这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中国人民是很有信心和能力迎接这一挑战的，中国企业一定能利用这一机遇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着健康的力量。中国有着庞大的企业家体系，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涌现出来。这些企业家不仅为企业创造了利润，更为全社会带来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这一健康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它将带领中国社会经济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竭尽全力去保护这一力量，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为这一健康力量创造和谐美好的成长环境。

（这是吴院长在我院举办的有关培训班上讲话摘要。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