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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晖 经济学博士、教授。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香港智经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主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曾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兼任广东社会科学院与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会理事,以及内地多个地方政府和香港多家企业的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文晖博士的演讲主要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GDP的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金融危机、后金融危机的国际大背景出发,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机会与问题。
关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目前各方都有不同的解读。我们看一个事情不能只听一面的,要多元化解读,而且我们要知道它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目前中国在第二季度GDP超过日本,西方的解读和中国的解读是不一样的,西方会列一串数据,从GDP数据上看,2005年超过英法,2008年GDP超过德国,2009年超过德国成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西方国家很关心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于是便预测2030年是否能超过美国。西方在做出这样的解读后,会冒出一些想法,比如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和在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要承担多少责任,中国是否不应该再拿世界银行的低息贷款,是否应该多交一些联合国的会费等等。中国方面则存在另外一种声音,目前虽然我们总体经济规模很大,但是人口基数庞大,我们还有许多人是生活在贫困之中的,谈国际责任是西方给我们设的陷阱。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很想知道未来中国会怎样发展。中国总体贫困,但是沿海地区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按全国来算中国人均达到3000多美元;一般来说,人均过3000美元会进入一个加速发展阶段,亚洲四小龙从三千到一万几乎短短几年时间就达成了;这是按全国13亿人口来算的,但是沿海又是另外一种状况。沿海地区GDP最高的是深圳,按800万的常住居民来计算,去年1.35万美元,珠三角是9865美元,北京超过一万美元,若是把沿海这3亿人口拿来比较,沿海地区就会在人均一万美元左右,所以沿海地区的富裕程度比美国想象的要快很多。在香港我曾做过一个研究,测算深圳和香港的GDP规模,去年上海GDP总量超过香港,但是我们测算在2015年,深圳将超过香港,2014年广州超过香港,但是我们更关心人均GDP,最快在2020年深圳人均GDP将会在3万美元左右,接近香港水平。现在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一些科学决策方面,体现在不是我们该做什么,而是我们不该做什么和怎样把有限的土地和生态资源留到以后生存。从人均GDP这个方面可以延伸出很多东西,但仍然应该指出是我们现在的财富积累速度,经济发展速度,和居民的生活改善速度是超过我们原来预期的,也超过国外的预期,这一点外国人无法得知。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机会。
回顾这两年,我们对于危机和危机以后表现的预测,90%都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不对?我们总结历史的目的是预测未来,这就回到我们的方法论问题,我们看待危机的方法论有些是不行的,一些需要调整,目的就是对未来的预测准确,这也关系到我们的投资。简单来说,是否该买房,就取决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如果不买,那也是一种决策,若是观望三个月再看看楼市的发展也是一种决策,每个人对待事情的方法论都非常关键。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能预测的到它的发生。在危机的过程当中,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危机看的过于严重,我们不能对形势过于悲观,为何如此?从两方面看:1、对美国的判断2、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美国是一个遇到危机会把危机当成动力的国家,把经济学最简单的原理运用到美国,从最基本的经济发展三方面投入:土地,人口,资金来看,资金美国不缺,美国三分之二以上是平原,自然条件较好,美国是发达国家人口最年轻的,从长期看美国是不会衰落的。对全球化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更重要的,从1980年到现在的30年是全球化一个快速推进的过程,大部分国家都因为全球化而得到好处,中国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加入全球化,就可能跟现在的发展水平相差甚远,印度加入进来大概十年时间,它现在的状态和我们九十年代初有点接近。那么全球化顶峰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空间?如果说全球化还有发展空间,那便是人的流动,现在随着财富的增加和非法移民的减少,人的流动增加,它产生的效益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简单举个例子,日本对香港采取免签之后,一年增加了5倍去日本旅游的人,香港成为日本第二大食品出口市场,从而产生了巨大效益!如果涉及到人能更自由的跨界去工作等情况,这种效益是巨大的,如果我们对全球化还有信心,我们就不至于出现悲观的情况!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应该干什么?我们的经济经过一轮反弹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缓慢的增长期。中国经济放缓,欧洲因为欧元危机的问题,日本因为长短期的各种矛盾也都进入一个减缓期,那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现在就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的时候。走出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高峰的时候,高峰的时候好处是,因为融资的成本低,但是购买的东西价钱贵,现在买东西便宜,中国人基本上是不缺钱的,所以现在就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的时候。
下面举一个例子:2009年2月中国经济最低迷的时候,中国铝业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大胆的决定,拿出195亿美元入股力拓,其中72亿美元入股,另外123亿美元入股力拓8个不在上市当中的矿产,这8个矿产是极具价值的,为什么中铝这笔这么好的交易没有成功?其中涉及到几个层次的问题:1、我们的决策是怎么样分析世界经济的?2009年一年,全球对世界经济的分析都说世界经济的复苏是曲折而漫长的,是用悲观的态度去看待的,抱着这种态度必然影响下一步对所做投资的进取态度,类似这种并购最经典的策略是一个星期给对方决策,开价之后,让对方在一个星期中给答复;当时中铝在决策当中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中铝认为局势还会往下走,所以给了对方很长的时间去考虑,导致3月份对方的股价上涨之后,需求增大,力拓开始补库存,这时中铝又犯了一个错误,临阵换将;在力拓价格提出上升,对方危机解除之后就反悔,因为没有及时做出决定而使这个交易失败。中国石油在3月份的时候和俄罗斯签了一个中俄之间的两百亿美元的长期供油协定,为什么中石油能够做成协议,而中铝没有做成功?这关系到企业本身对国际上的判断和对于竞争对手的判断,他知道这个时期可能就是这两三个星期是最好的时间窗口,一过这个时间机会就没了。有时候过度谨慎犯的错误并不一定比冒进犯的错误小,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以后制约中国的是资源,什么时候去拿资源应该是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时候,主动去拿资源,而不是经济高潮的时候再去拿资源,现在经济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的时候就是我们积极部署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分析欧元危机,08、09年的金融海啸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出了这个危机之后,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一个系统危机。
中国经济是政府起作用多些,还是市场起作用多些,还是双方都在调控?我们的劳动力供应出现了长期变化,以后我们可能要投资的地方是人多的地方,人多就有市场,另一方面,劳动者要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例如日本本田和台湾富士康的人力管理例子,说明很多的问题。工资的增长不要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原则。日本本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仅占总制造成本的2%,在日本却是20%,对实习生的待遇极其苛刻,从而减少劳动成本支出,导致员工罢工,生产全面停产,损失惨重!台湾富士康为防止罢工,制定的人事规定使员工完全无交流,成为生产工具,导致连跳事件发生。
在土地方面,土地变成了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这就构成了我们房价有上无下,那怎么办?什么地方有土地,什么地方就是投资的地方。另一方面环境变成了硬约束,现代人有车有房,就是人均发达国家在1.5万美元的时候的生活状态,中国的购买力要比现在的经济高出70%到80%,生活方式已经没有多大发展的空间,你住别墅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开更高级的车也还是车,因此环境成了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买房子时,大家也开始注重环境以及空气的质量。从广州放弃在珠三角地理中心南沙建设一个100亿美元的石化工厂这样一个大项目来看,地方政府发展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为了环保可以牺牲可以为一个地方带来巨大效益的项目;环保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把它变成一个自发的行为,这个对企业的约束是很大的,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202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而不是接下来10年的发展,我们现在不做一些事情可能比做一些事情更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在房地产调控方面,中国政府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压房地产,房地产会出现一些调整,1、政策调整,就是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在这个阶段是供应量的问题,不是投机需求的问题,4月份国土资源部的一个方案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今年的土地供应量是过去5年平均水平的2.35倍。
2、供应结构会发生变化,重庆开始推公租房,提出低端有保障,终端有市场,高端有打压,上海什么都算;正常房地产成本5%,如果到12%就承受不了,公租房要看地方政府有没有作为;第二个有没有工具,重庆有8大头,8大头是专门搞土地,搞建设的,号称是第三财政,把地圈下来后,中间是公租房,旁边土地就值钱了,现在全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摸索怎么样让国有的这套房地产建设体系退出市场10年之后再回来,这个是很难的。重庆私人地产商讲,重庆政府大量建公租房,建几百万套满足500万人住,这样把恐慌性需求弄没了;第二把水泥搞没了,所以地方政府如果想做的话是可以把结构改过来的。
3、市场上的变化,市场上变化分两种,一种是做生意的,很多人表示行业选错了,中国首富很多排的是地产商,但是慢慢变化后以后排在前面的并不一定是地产商了,第二个变化的是买房的人,这10买了就赚了,未来10年还想这么赚就比较难了,香港房地产的起伏大概是从84年联合声明开始一直起到最高峰1996年,全民都在买房;所有地方都是房屋中介公司,现在香港豪宅很贵,中下层房子还没回到97年水平,让香港经济停滞10年。对于房地产有着很强的投机性和赌博性,股票,没了心里会很难受,但是房子始终是在那的,每个家庭可以拿出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来赌房子,它会有多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左右摇摆,如果一个决策层不懂房地产便很难调控,这是一个拐点,拐点什么时候落下来要看政策的力度会怎么样,因为它会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又与中央是不一致的,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财政还需要土地来提供支持。
最后,朱博士还回答了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主要根据朱文晖博士的讲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