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二是国有企业的变化，三是主要措施。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包括热身阶段、预赛阶段和正赛阶段。热身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大体上用了15年的时间，通过扩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先后在国有企业推进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责任利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预赛阶段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十六大之前，大体上用了10年时间着力解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以后暴露出来的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和企业冗员严重问题。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当时叫“三大杀手锏”：债转股、技改贴息和政策性关闭破产。但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没有突破，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理、出资人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制约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正赛阶段是党的十六大之后（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并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原则。

从国家层面看：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体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经济实体。党的十六大确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在国家、省、市三级成立国资委，从政府层面把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分开，实现出资人在企业层面的到位，是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有效手段，从管理体制上进行了根本变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革的基本原则由三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三统一，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还有三结合，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结合。

接下来说的是国有企业的变化。首先的是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根据2010年统计的数据，39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超过50%的行业只有6各，占15.4%；低于10%的行业有18个，占46.2%，服装、皮革、鞋帽、文教体育用品等制造业，国有经济基本退出。2002-2013年，中央企业由2003年的196户，减少到目前的113户，数量下降了42.3%。目前，中央企业分布在军工、能源、交通运输、通讯等行业的资产占中央企业资产总额比接近65%。再是自主创新步伐加快，截至2013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25.6万项。中央企业拥有两院院士234人，科技活动和研发人员分别达到157.4万人和72.7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2.2%和2.85%。在近几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励中，中央企业牵头或参与了全部特等奖项目，2013年在代表原创能力的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比例达到15.7%。还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关键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抗击雨雪冰冻、汶川和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特殊时期，在保障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利比亚扯侨、广州亚运会等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许多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在当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受到所有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主要措施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快速成长，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成为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和法人实体。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之路。

从出资人层面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得到落实。通过四个任期落实责任，全面开展经营业绩考核。第一任期（2004-2006年）绝大多数中央企业较好地完成了考核指标，更重要的是形成了“重业绩、讲回报、强激励、硬约束”的机制，较好地发挥了引导中央企业科学发展、健康发展的导向和促进作用。第二任期（2007-2009年）进一步完善了考核办法，建立了科技创新、绩效进步、扭亏增效等单项奖励制度，积极推进行业对标和经济增加值的考核，强化管理“短板”和风险管控考核，努力使考核更精准、更科学。第三任期（2010-2012年）全面实施经济增加值考核，大力推进全员业绩考核，把全员业绩考核情况纳入年度考核计分，推动业绩考核基本实现了从企业集团到所属基层单位、工作岗位，从领导班子到部分负责人、一线员工的全覆盖。第四任期（2013-2015年）进一步弱化考核中的规模指标，将绝大多数中央企业EVA考核权重提高到50%，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保增长提效益、加快结构调整、加强科技创新和积极稳妥推进国际化经营。

强化激励约束方面制定了《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把薪酬与责任和业绩紧密挂钩，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下，对上市公司和科技设计企业实行了中长期激励。在强化激励的同时，注重健全约束机制，加强了对中央企业收入分配的管理，加大了对部分高收入企业的调控力度，规范企业职务消费。企业收入分配问题要把握好四点。第一，薪酬必须与责任和业绩挂钩。第二，薪酬水平必须与市场接轨，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第三，薪酬水平要与企业竞争力相适应，必须控制好人工成本。第四，企业要在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关系。并且做到突出主业，管理层级控制在3级以内；分批核定并公布了全部中央企业的主业，不超过3-4个；中央企业95%以上的投资集中到主业。

从企业层面看：自我决策、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主体开始形成，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深入推进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目前，中国国有企业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行规范改制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大多已经成为国有控股（参股）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多元投资的法人实体。中央企业重新产权登记数据显示，2013年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比例达到90%左右，其中引入民间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占公司制企业的60%左右。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的目标有决策科学、执行高效、监督有效，而责权利监督的关系有缺少责任的权，难有效率；缺少激励的权，难持续高效；没有监督的权，不仅是制度设计的失败，而且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规范的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制度，授予董事会部分出资人权利，制定相关管理办法。解决一个人说了算问题，决策更加科学，风险防控能力增强，管理更加有效；深化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经营机制：国有企业普遍建立了经营业绩考核和经营者年薪制度，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一些企业还探索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制度。中央企业探索扩大市场化方式选聘各级经营管理人才，一批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善有效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和全体员工竞争上岗、量化考核、末位淘汰、收入分配与业绩挂钩的制度，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增能减的机制已经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抓好企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积极探索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方法和途径。积极探索职工民主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衔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把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与董事会行权履职有机结合。做到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

从企业领导到职工层面看：使命感、责任感大大提高，这是搞好国有企业活力的源泉。

体制是必要条件，决定能达到的效率。能否达到还需要充分条件。不说最好，但可做到更好。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遵循规律。